我第一次幸会本书著者芹川先生是2017年5月，见面地点在JR(东京铁道)赤羽车站检票口。芹川先生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，紧接着就到附近的办事处，面对我作为研究人员的长时间采访，先生始终不厌其烦，和蔼可亲。
芹川先生和我，是因为1983年的一则新闻报道才结下不解之缘。最近二十年来, 欧洲以及世界各地，有关战时战后当地女性和敌国军人所生孩子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。对于那些生不逢时的小孩，英语一般称为children born of war (战争孕生的孩子）。中日战争长达八年之久, 但不少日本男性和中国女性之间的孩子却未见研究。在此背景下, 经欧盟的援助，children born of war 研究网络体系终于在2015年结成。我作为这个研究体系的成员之一, 主要研究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男性和中国女性之间的孩子们，开始在日本和中国寻访考察对象。然而children born of war (战争孕生的孩子）这一称呼鲜为人知, 于是我首先在国会图书馆搜索相关报刊文章，稍有蛛丝马迹就惟恐疏漏, 一味地收集阅览。恰好在那时，目睹了《毎日新闻》1983年５月４日的一篇文章。文章报道了芹川先生的身世与近况：他在1944年出生, 父亲是旧日本军少将，母亲是中国人。当时芹川先生来自浙江，是新锐剧作家, 初次踏上父亲的国土日本，和日本父亲灵前相会竟已时隔三十八年；于是他一心“要成为父亲的祖国和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”，专程前往一家排演鲁迅作品的日本剧团, 悉心提供舞台辅导。我读了这一报道记实, 一直千方百计想得先生一面之见，就试着给原剧团的团员发了电子邮件请求牵线。结果，有幸如愿，得知芹川先生已于1987年移居父亲祖祖辈辈生活的日本国土。
采访中真切感知, 先生始终积极乐观, 无论苦难如何都一贯能化作前行的动力。我们采访对话用的是日语，从芹川先生的辞汇能力也可知，在先生的开朗明快中蕴藏着常年的不懈努力和求知精神。
印象最深的是，芹川先生缓缓地拿出一张便条, 上面写着“战争的幸运儿”，这是自喻。他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，作为“敌人之子”、“日本人的儿子”，历经种种煎熬而生存下来的。究竟是什么反而使他觉得自己“幸运”呢? 当然，或许是与生俱来的乐观天性使然, 但我更觉得，在先生的自传体著作《夜半钟声》之中，才真正给出了耐人寻味的答案。
日本的侵略战争致使中国许多民众无辜丧命, 然而战争又使两国男女相逢相识。在战争这种极端的状况下, 任凭双方如何相爱, 无奈是敌国男性和当地女性的婚恋，那就必须有相当的勇气与感悟。《夜半钟声》描写的主人公父母亲的故事素材，来自芹川先生从母亲那儿闻听的战时爱情历程，以及有关父亲的种种思念。休战后，父亲不得不被单身遣返日本，所以在芹川先生的人生记忆中几乎没见父亲。但在母亲叙述的往事里，对父亲的爱从来都溢于言表；因此，父亲一直活在他心中，成为一种自尊自强的化身伴随他成长。这样的自尊自强才是开拓人生之路的关键, 以至于使他决意永住父亲的祖国日本。母爱无涯，也在为他心中链接了和父亲的情感纽带。正是这些爱的力量才使他对过去的苦难毫无怨言，自称“战争的幸运儿”。
芹川先生的《夜半钟声》经多年构思酝酿，诚如上述三十七年前揭载的报刊文章所言，他要以自身为原型创作反战脚本。历经沧桑，夙愿竟成，如此力作，正值战后七十五年上梓问世，不仅令人感慨万千，更有其广泛的社会意义。
当时三十九岁的芹川先生曾对《每日新闻》报社记者说“要成为父亲祖国和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”，这一信念至今鲜明，丝毫未曾被岁月冲淡。先生的作品提醒我们深思：生逢战争何其不幸又何其幸？祈望本作品为出生于中日战争的孩子们带来人生之光，也使人们从而获取对中日历史文化的深解与启迪。
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五日
倉光 佳奈子(历史研究家)